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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資產管理思維下 香港的挑戰與機遇

陳至勇 文章摘錄自第1816期

據智信資產管理研究院(http://www.ztrust.com)統計顯示,截至二○一四年底,大陸包括銀行理財、信託、保險、券商資管、公募基金以及基金子公司在內的資管行業管理資產規模合計達到五七.五兆(人民幣,下同),較二○一三年末的大約四○兆增長四二%。

分別來看,銀行等金融機構理財產品餘額達到一五.三兆(來源:媒體報導);信託公司管理資產規模為一三.九八兆(來源:中國信託業協會);保險總資產達一○.二兆(來源:保監會);券商受託資金規模計七.九五兆(來源:中國基金業協會);基金業管理資產合計六.七兆,其中管理的公募基金規模四.五兆,同比增加五一.○七%,非公開募集資產規模二.一兆,同比增加七五.九九%(來源:中國基金業協會);基金子公司規模則超過三.七四兆(來源:中國基金業協會)。從資產管理業的角度來看,又是豐收的一年。

二○一二年五月,以券商創新大會為起點,大陸的證監會與保監會先後推出多項新政策,包括券商、基金、期貨與保險公司等資產管理業務大幅開放;之後包括銀行與信託業也陸續轉型,自此銀行、信託、券商、基金及基金子公司與保險等五大機構,紛紛切入財富管理市場。

根據普華永道(PWC)第一七期全球資產管理業CEO的調查中,看好美國市場的占三九%,看好大陸市場的則占三一%,居第二位。大陸金融機構正式進入「大資管時代」。

從全球變遷找蛛絲馬跡

波士頓諮詢公司(BCG)二○一四年六月十一日發布報告《借勢增長破浪前行:二○一四年全球財富報告》。本報告是BCG發布的第一四份關於全球財富管理行業研究的年度報告。報告全面揭示了全球財富管理市場目前的規模、領先機構的業績水準以及離岸銀行業務的狀況。報告還深入分析了正在塑造行業格局的重要趨勢,包括數位技術日漸增長的重要性以及對最佳業務模式的追求。

報告顯示,全球私人金融財富在二○一三年增長了一四.六%,總額達到一五二兆美元。其中主要的增長來自於既有資產的財富增加,驅動的力量是股票市場的表現,而在新增加的財富方面,主要來自於儲蓄。

二○一三年全球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總數達到一六三○萬戶,遠超二○一二年的一三七○萬戶,占全球家庭總數的一.一%。其中美國是擁有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最多的國家,數量高達七一○萬,新增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的數量也是最多的,達到一一○萬。中國的百萬美元資產家庭總數從二○一二年的一五○萬增至二○一三年的二四○萬,體現出中國私人財富的強勁增長勢頭。

二○一三年,跨境私人財富達到了八.九兆美元,比二○一二年增長了一○.四%,約占整體的六%。但是若是考量到美國作為擁有百萬美元資產家庭最多的國家,而其資本市場亦是全球最主要的市場,則這個比例可能低估了跨境資產配置的需求與全貌。不過即使如此,預估離岸財富將以六.八%的年均複合增長率穩健增長,到二○一八年底達到一二.四兆美元。主要是由於發展中經濟體的投資者趨向於尋求更高的政治和金融穩定性、更具深度的財富管理產品和專業知識、以及地域上的多樣性。

在離岸財富管理中心方面,瑞士仍然是全球最領先市場,管理資產總額達到二.三兆美元,占全球離岸資產總值的二六%。但由於大量資產來自發達經濟體,瑞士仍然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當各國政府紛紛採取措施以解決逃稅問題後,部分資產預計將被轉移回國或是另外尋找出路,香港與新加坡相信受益匪淺,二○一四年由於美俄關係緊張,當時就有大量的熱錢流往香港。香港與新加坡則是背靠亞太與中東市場,為第二主要的離岸財富管理中心,其中香港更多受益於大陸的增長,新加坡則更多是東協國家。

進入混業競爭的時代

回到中國大陸,管制放鬆,讓資產管理市場進入混業競爭的時代,加上經濟結構調整與金融改革政策紅利所帶來的機遇,讓大資管時代下的理財產品,不斷推陳出新。投資範圍也從一般公開市場的股債型產品,進入非公開市場的私募股權基金、產業基金、夾層融資等所謂非標類各式金融產品。另一方面,在政策支持下,各金融機構為了在產品中有所區隔,也陸續推出各式跨境投資理財產品,形式從簡單的股債投資、到投資移民、大額保單與房地產投資等。參考二○一三年《胡潤私人財富管理白皮書》,中國的高淨值人士已超過一○五萬人,在這個人群中配置離岸資產的比例已經達到三三%。跨境資產管理的時代似乎也在慢慢成形。

二○○四年筆者首次到上海參加大型理財博覽會,並擔任其中一場講座的主講嘉賓,當時由於A股市場尚屬低迷,匯改也未正式啟動(二○○五年),投資者詢問頗為熱烈,但是談到最後投資者問起資金匯出渠道,筆者當下無法應對。二○○八年金融海嘯之後,海外資產再度進入買進的好時機,QDII業務也已經開始,筆者再度拜訪各金融機構洽談合作。但是由於人民幣升值預期高漲,投資者的無風險回報目標高達八%(匯率升值五%,加上存款利息三%),加上早前發行的QDII產品績效不彰,再度鎩羽而歸。

過去一個季度,筆者在和大陸投資者交流時,發現情況已經不再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了。大陸投資者對於投資海外市場的知識與熱情正在增加,探討其原因,估計有四:

首先是大陸政策開始鼓勵跨境業務。人民幣國際化的趨勢下,大陸不僅在對公業務方面,放寬了內保外貸與外保內貸的業務,在個人業務方面,也開放了包括銀行與資產管理業者,在符合QDII業務範圍內,並嚴格把關客戶背景與資金來源的前提下,擴大客戶境外投資的試點。

其次是大陸進入經濟發展的新常態。新常態下,政策接受經濟在可接受範圍內走緩,並以有序的方式自我調整,加上利率存在下調的空間,不僅讓境內投資的回報,有向下調整的空間,甚至可能打破剛性兌付的潛規則,讓客戶的風險意識提升,無形中加強了投資者教育,並引導客戶進行資產配置,避免出現系統性風險。

第三是人民幣的單邊升值預期減緩。雖然筆者在前一次的討論中,不認為人民幣具備大幅度調整的空間,但是確實有比較多的投資者預期,二○一五年人民幣將開始貶值,而這個預期對於海外美元資產,形成了很好的配置需求;另外,以美國為領頭的復甦,也帶動了投資者的吸引力。

第四是內地財富管理市場正經歷質化的改變。過去在法規限制下,各機構能夠發行的產品,差異性不大,加上剛性兌付的預期下,更多情況是競爭預期收益的高低。但是隨著市場結構改變,新進入的競爭者尋求差異化,海外資產配置以及更靈活的投資工具的引入,為產品設計帶來了豐富的變化。

在不同的法律架構與不同的理財背景下,當習慣高收益的大陸投資者遇到成熟的海外資產管理者,將迸發出怎麼樣的火花呢?

鼓勵創新品種入市

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二○一四年七月發布了年度的香港基金管理活動調查(基金調查)。調查涵蓋持牌法團、註冊機構及保險公司的資產管理活動。截至二○一三年底,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達一六兆港元,再創歷史新高,按年增長二七.二%。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繼續利用香港作為資產管理的平台,以抓緊區內不斷湧現的機遇,其中中國大陸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源自非香港投資者的資金比例達到七二%的歷史性高位。

同時在二○一三年,香港基金管理業內的金融專才出現顯著的變化。由一直以來集中從事銷售與市場推廣的工作,越見更多人投身該行業內高價值的環節,例如資產組合管理、研究及交易。這方面相信是因為越來越多中資機構來港設立境外資產管理公司;以及香港作為金融中心,外資機構為了精簡成本,將許多投研功能集中至香港所帶動的。

可以預見,短期內香港作為亞洲資產管理中心的角色,不會改變,但是挑戰亦是非常險峻。二○一四年香港資本市場最大的遺珠就是阿里巴巴。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法規制度以及周邊配套,確實享有比較高的評價,而其資訊的透明度,更是支持資本市場的各方參與者,維持一個公平的遊戲規則。然而隨著大陸的崛起與發展,香港的創新能力卻明顯落後,甚至連新種ETF的發行(槓桿式與放空類)都已經落後台灣。近年來香港作為通道,在政策的支持下,資產管理行業取得了長足的進展。可以預見的,在新的政策推陳出新下,香港依然能夠享有不錯的政策紅利,然而,政策紅利畢竟是一時的,香港的資產管理中心必須在產品創新與法規發展的角度下,大膽向前走,才有機會隨著中國大資管時代的發展趨勢下,繼續掌握先機。

個人認為,從監管與立法的層面上看,未來香港的資產管理業必須在兩方面,進行補強,首先是盡速修改相關法令,讓產品的設立,有不同的法律架構可以依循,例如集合理財產品;其次是放寬公募產品的投資範圍與審批架構,鼓勵創新品種入市,例如分級基金。另一方面,業者在資產管理的投資能力與產品設計方面,也必須跳脫傳統共同基金業的框架,引入更多包括私募股權與信託等另類投資思維,才有機會脫穎而出。

(本專欄由陳至勇、黃齊元、李孟洲、鄺民彬輪流執筆)